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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稳增长、防风险并重,争取时间化解外部风险

时间 : 2019-11-06 17:14

来源 : 中诚信集团 作者 :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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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1日,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10月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出席报告会并参加了论坛第二单元。下文根据毛振华教授论坛发言整理,全文转载自人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

 

 

 

  

 

 

  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重点关注投资与债务

 

  近几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坚持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自2016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向防风险以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主要放在防风险上,将防风险作为稳增长的前提;但2018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宏观调控又重新回到稳增长的轨道。虽然宏观调控政策侧重心向稳增长方向调整,但防风险同样是不能放松的底线。

  稳增长、防风险这两个“底线”都有自己的政策组合。在稳增长、防风险框架下,需要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

  从稳增长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的多项政策组合拳,其中稳投资最为关键。短期来看投资能拉动消费,可以消耗资源,长期来看可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是一种供给补充。但是,当前投资较为低迷,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的投资动力有所不足。从企业部门角度来看,在当前情况下产权不明晰等体制性障碍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也导致一些企业家进取动力不足。同时,从政府部门角度来看,现在一些政府官员也出现了消极怠工情况,推进项目的积极性不足。此外,进口增速的下滑也应该引起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投资在内的国内需求的不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全球贸易处于萧条状态,经济低迷背景下全球奢侈型消费萎缩,全球进口需求下降,从这个角度判断,较长时间内我国出口都会比较低迷,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难以再走出口拉动之路。综合来看,我们考虑未来政策组合时,应该高度重视稳投资,将稳投资作为解决稳增长难题的一把钥匙。

  从防风险角度来看,我们主要是防范系统性债务风险爆发。2018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违约明显增多,信用风险呈现高发态势。但是现行条件下,债务危机并不是因为某个企业或某个行业的生产、销售危机而引发,而是由于资金面的因素而造成的,比较典型的是去年下半年由于股票价格下跌,大股东质押被平仓而引发的爆雷。虽然当前信用风险的释放并没有达到触发危机的程度,但由于债务违约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危机没有完全解除,在某些区域、某些领域还有加剧的可能,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要积极采取措施防范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资产价格下跌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防范违约个案可能给整个产业链或区域带来的连锁效应,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底线。

 

  在具体政策选择上,避免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超调

 

  在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的情况下,在经济仍然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在具体政策选择上,尤其需要避免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超调。

 

  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来看,货币政策出现很大调整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并不迫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方面,经历了金融危机后持续多年的稳健但实际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后,货币政策的效率有所下降,巨量的货币投放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弱化;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不够通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此外,经济下行背景下投资收益下降,好的投资机会少,企业投资意愿偏低,即使利率下行也很难刺激企业扩大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货币政策宽松,但如果金融监管过严,对各种金融创新活动都予以严格监管的话,实际上会抵消掉市场利率降低所带来的积极效应。2016年下半年宏观调控重心转向防风险之后,各个金融监管部门都竞相出台严监管、强监管措施,导致2017年二季度出现利率快速上行、金融市场量价齐跌的现象,我称之为“监管踩踏”现象,并将这一观点整理成文章上报给有关部门。之后,宏观政策及时进行了调整,金融监管协调加强。在当前的经济下行期,金融监管仍需注重节奏与力度,避免监管超调对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中期目标还是发展经济、稳定经济,而不是为加强监管而加强监管。

 

  面对中美摩擦,争取时间窗口是化解外部风险最重要的方式

 

  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核心原因并不是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只是表象。事实上,美国贸易逆差并不仅仅体现在中美贸易方面,而是全球性的,在美元本位下,美国的贸易逆差恰恰是美国优势的价值体现。因此在中美冲突中,美国并不力争实现美国在华企业回归本土,而是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即可,即并不一定要“中国输美国赢”的结果,而只要“中国输”就可以。

  贸易摩擦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所采取的第一步。从美国精英阶层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终极模式是冷战模式,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全方位的矛盾和斗争,双方关系的全面脱钩。我们认为,这大抵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贸易战,发生在中美之间;第二步双方脱钩,也发生在中美之间;第三步就演化成是两大阵营的脱钩。去年我们做了分析,仅仅就经贸问题能不能实现美国最终遏制中国、击败中国的目标?我们认为仅仅就经济问题谈经济问题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倘若美国单方面和中国脱钩了,中国会转向其他发达经济体寻求替代贸易伙伴,这会让其他发达经济体得到好处,而美国和他们在经济上也是竞争的关系,美国作为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决不会做出把自己的市场让渡给其他经济体的错误举动。因此,美国可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制造极端事件,让他的盟国一起与中国脱钩,比如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煽风点火。倘若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采取过激措施,就会使西方阵营把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为“超经济问题”,造成中国与西方国家加速脱钩的可能。后续我们还要警惕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领域制造极端事件的可能性。

  基于我们认为美国会制造极端事件,推波助澜地寻找机会遏制中国崛起这一判断,我们认为,争取时间窗口是化解外部风险最重要的因素。短期来看,特朗普为了2020年大选,有意愿达成阶段性目标,为赢得选举增加筹码;中长期来看,随着地缘政治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会缓和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随着时间的发展,彼此适应之后,美国遏制中国的决心逐步消亡。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换取这个时间还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为了换取有利于我国长远发展的时间,我国也要在不丧失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理性让步,以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中国作为上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在这一轮全球国际格局变动的过程中,通过回馈一些全球化当中的利益,以维持全球自由贸易的格局,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一种智慧。这个角度上,我国也愿意达成一步甚至两步、三步贸易方面的协议。达成这些协议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中国外围环境、维护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被打压的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了损失,中美关系的缓和也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中,我们要警惕国内一些闭关锁国的封闭经济主义思想,警惕和防范致使国门关闭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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